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強調，要將防腐措施與改革舉措同謀劃、同部署、同落實，推進重點領域監督機制改革，有針對性地補齊制度短板。近年來，貴州省畢節市聚焦國資監管、國企改革，緊盯關鍵少數，嚴肅懲治靠企吃企、利益輸送問題，推動國有企業壓實管黨治黨責任。通過深入整治，將依法治理、依法經營、依法管理共同推進，以促進依法合規經營管理為重點，以提升法律管理為手段，使國有企業成為治理完善、經營合規、管理規范、守法誠信的企業，實現健康可持續發展。
　　一、企業合規與治理犯罪問題
　�。ㄒ唬┢髽I刑事合規的機能和內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有企業改革要先加強監管，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這一條不做好，國有企業其他改革就難以取得預期成效。只有依法規范管理、有效管控風險，國企才能在競爭浪潮中站穩腳跟。對于懲治與預防國有企業犯罪，傳統的事后懲罰與消極預防途徑始終效果難彰，不利于國企健康可持續發展。因此，尋求保護國有企業與有效懲罰犯罪的動態平衡尤為重要。為了推動中央企業全面加強合規管理，加快提升依法合規經營管理水平，2018年11月2日，國務院國資委印發了《中央企業合規管理指引（試行）》，企業合規管理理念引起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廣泛關注。刑事合規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組織體的犯罪預防理念和實踐，具有獨特的機能和內涵，對刑事立法、司法和刑事政策的發展完善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企業刑事合規，是指企業及其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過程中存在的觸犯刑事法律規范,應受刑事處罰的行為。因此，在業務活動中，必須遵守各種法律法規，特別是刑事法律法規。與此有關的刑事法律法規主要體現在《刑法》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八章“貪污賄賂罪”中。[1]國有企業必須重視企業刑事合規的問題，防范貪污賄賂等腐敗行為，防范商業賄賂問題�！吧虡I賄賂”是著眼于賄賂發生的領域而形成的概念，即發生在商業領域的賄賂；[2]刑法則根據主體性質的區別，規定了各種不同的受賄罪與行賄罪。因此，國有企業必須依法規范管理、有效管控風險，避免企業刑事法律風險。
　　在反腐敗中，堅持行賄受賄一起查。采取留置措施的人員不僅有國有企業領導干部等公職人員，還有涉嫌行賄犯罪的企業老板，既體現了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又落實了受賄行賄一起查的要求。如，某金馬生物有機肥業有限責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W、副總經理L為了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多名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涉嫌行賄犯罪被移送審查起訴。因此，在辦理國企犯罪案件中，將充分考慮企業經營、納稅等情況以及對公共利益的影響等因素，遵循嚴格依法、客觀公正、起訴必要和公共利益保護原則，督促涉案企業在一定期限內建立完善刑事合規機制，堵塞公司運營的制度漏洞，積極挽回經濟損失。
　�。ǘ�）國企和民企在企業刑事合規上的差異
　　在企業刑事合規方面，和民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無論在合規指引文件中，還是實踐范例中，都有較為成熟的合規管理標準和實操方法，基于此，部分民營企業更愿意借鑒國有企業的合規標準來搭建自己的合規架構。但在實踐運行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企業刑事合規上，有以下差異：
　　1.市場公平競爭不足。長期以來，國企占壟斷地位，管理者具有“亦官亦商”的身份，在權力和資源分配格局上優于民企。民企基于市場競爭壓力，往往選擇以追求效益增長為核心的經營模式，有的企業家為實現經營利益最大化，會以利益作為賄賂資本，換取資源配額和交易機會。在案件中，民營企業家們會觸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挪用資金罪、單位行賄罪等罪名，雖類型多樣，但“主淪陷區”在經濟犯罪領域，涉嫌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占犯罪總數的70%。集資詐騙罪、非法經營罪、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以及污染環境罪等一些罪名在實踐中基本成為民營企業家的專屬性罪名，與國有企業家面臨的以權力為基礎的腐敗型犯罪風險不同，民營企業家面臨的刑事風險與外部營商環境具有更為密切的關聯性。國企高層領導和重點崗位工作人員涉嫌經濟犯罪相對較少，而涉嫌受賄、貪污、挪用公款罪等“貪利型犯罪”相對較多。以保護市場管理秩序為目的的“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在適用中主要針對的是民營企業家。因主體身份的不同，出現刑事風險概率與罪名結構的顯著差異，反映出相關制度性安排下市場公平競爭的不足。
　　2.法律保護差異化�，F行法律對不同的經濟主體采取不同的保護形式。（1）同樣的行為，因行為主體不同，一個有罪一個沒罪。如，刑法第165條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犯罪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國有公司、企業董事、經理。又如，刑法第166條親友非法牟利罪，犯罪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2）同樣的行為，因行為主體不同，一個罪大處罰重，一個罪小處罰輕。如，根據刑法第163條規定，公司、企業的工作人